资本主义的大众心理学
关刊《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Marxism）2012年第2期（第24卷）刊登了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艾伦•韦纳曼（Alan Weinerman）的重要论文《资本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精神王国的辩证矛盾》，文章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心理学的解读。作者认为，除了经济矛盾与生态矛盾之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存在第三重矛盾，即扭曲现实的观念，这一心理领域的辩证矛盾已经转化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为此，左翼需要一种新型的组织，即生态社会主义政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提出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基本矛盾的结果，这种矛盾达到了一种最终将无法解决的新水平。第二，人们对现状的看法和信心已经变成一种抵御变化的主要物质力量。第三，在当前这一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力量的接合点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生态社会主义政党。
  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经济矛盾与生态矛盾。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需要剥削并最终摧残工人阶级（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破坏生态环境。我提出第三种基本矛盾，即对人类意识的剥削——扭曲现实和人们的观念，以至于使这种观念变成一种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被动的观念与人们的物质生存条件正相矛盾。
  我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坚信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运动，而且终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难逃总体功能性崩溃的必然命运。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不再抱有幻想，甚至认为它不再适用于我们的现实。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苏联的垮台事实上加深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但那是改日再谈的话题。一言以蔽之，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仍然适用于现实，那么苏联的垮台必须在这一现实之内被予以理解。历史证明，我们的世界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人们历经艰辛才在完全敌对和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局势下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改变历史运动的方向。
  在我们的国家，认为现实可以得到解释的观念已经声誉扫地。一切都变成相对的了，包括资本主义矛盾的观念。我知道《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的读者都是相当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所以我将只是简略地提及对我的论证而言极为重要的几个基本原理。一切哲学家或者是唯物主义者或者是唯心主义者——要么认为现实来源于物质领域，要么认为人由于其自身的伟大智慧控制着现实和历史的本质。许多美国人认为我们的伟大思想家和超级英雄们能够使现实屈从于自己的想法，这也是经济危机如此令人震惊的一个原因。辩证法研究物质领域的运动和发展，其自身当然也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方面不断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趋向灭亡。正是内在于事物中的这种相互渗透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它的运动和变化，而且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它们在向着革命的方向运动。
  资本主义有其物质结构上的基本矛盾，我认为这恰恰是当前危机的根源所在，而非共和党人的贪婪或所谓的“经济衰退”造成的。我知道，或许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有着比我更多的定义，因此我必须澄清，对我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在于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历史的进程，这就是许多人熟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当然是社会生产财富的私人占有，但我认为我们已经步入了这样的时代：为了挽救我们的地球免于毁灭，现在对社会生产财富进行社会化占有是必要的。那些掌控社会经济杠杆的人会极尽一切之能事，以免于支付工人们创造的全部价值，否则他们将无利可图。我们都意识到了这类现代的剥削方式：业务外包、离岸外包、私有化、放松管制、工会破产、雇用无福利的临时工，使用机器人和电脑取代工人等。与普遍的观点——一个拥有如此神奇生产力的社会往往是强大的和不朽的——相反，生产力方面的高科技进步反而加剧了这一制度的所有矛盾。
  资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以增加其短期利润，而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依赖于这些工人才能贪得无厌地消费与挥霍。信贷制度和国际扩张貌似能够暂时地克服这一矛盾，但残酷的现实刺穿了幻想的泡沫。对于那些低工资群体，我们给他们信用卡。如果你买不起房子，我们给你次级房贷，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的投机买卖。在劳动被系统剥削的制度中，投机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而不再是狂热的越轨行为，利润来源的产生也不再与物质生产相联系。我认为投机动力是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变成了巨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参与者。有太多的被剥削者与破产者依旧在行使其作为消费者的职能。我们当中那些新近破产者不断增长的绝望，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新的心理因素，它在潜意识恐惧的支配下会造成更多的创伤，这种潜意识认为我们进入了这一制度新的持久的功能性障碍阶段。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原有生产关系已不再能充分地适应于物质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也达到了一种新的质量水平。投机性经济，伴随着泡沫，企图一夜暴富的阴谋，以及放纵式掠夺，是身处绝望中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制度内在矛盾的支配下对待我们的一种天性表达。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丑恶的，是因为其自身的贪婪和邪恶，还是因为这一制度存在着其自身最终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使对于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也不会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当财富和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出自私人之手并用于私人盈利时，情况也是如此。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必须剥夺资本家们的财力以用于公益事业，否则，我们将会全部灭亡。
  大财团选择的政客们会通过相关的法律使得剥削易于进行。当事情陷入绝境，他们就会推举出一个候选人，这个人得说服人们，他或她会与企业的权力作斗争，如巴拉克•奥巴马，或者他前任的前任比尔•克林顿，但我确信我们都知道，个人医疗保险，甚至是公众选择权，都被取消了，正如南希•佩洛西（Nancy PeIosi）所说，在表演开始前，奥巴马的经济团队，从盖特纳（TimGeithner）到萨默斯（Larry Summers），都已准备就绪。如果他想挑战企业的利益与权力，这些企业就不会允许给民主党人拨款。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统治集团仅仅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我认为奥巴马代表着更多聪明的资本家。就他所有关于新增就业、医疗保险、绿色科技的言论而言，只要私营企业仍然掌控着产生利润的生产力，这些想法就无法见效——不管奥巴马心里是如何想的。在我看来，当前的危机是否可以通过私人企业予以解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下讨论与争辩的主要焦点。通过继续削减工资和工作来恢复企业盈利的“复苏”并非真正的复苏，而只是一种幻想的延续。关于生态矛盾，全球变暖已被世人熟知达30余年，然而举措寥寥，正如最近的哥本哈根峰会所表明的，所有关于碳交易方案的谈判均无果而终。事实是，资本家们将会毁灭地球以及生活于其上的一切人。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就在于剥夺资本家，一切重要的经济杠杆需要被公众所掌握——大型企业、矿山、生产力、金融机构。只有到那时，利润才能用来平衡非盈利者，就像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房子，或者拯救我们的地球。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资本主义的心灵冲突。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相信，在这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溃败之际寻找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路尚在议事日程之外？指明寻找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路如何可能需要我们的全部智慧和经验，在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之前，我们无法开始。他们何以使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资本家们握有答案而且没有其他的替代选择？这是唯心主义幻觉对抗唯物主义现实的彻底胜利。右翼哲学是现实希望的唯心主义表征，而且它日益与当下的物质现实相分离。民主党人如此理智地关注现实，足以知晓是失业者构成了大量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至少应该扩大失业者的福利，而他们永远也不会真正地挑战企业的权力。这不是说大多数普通的民主党人真的对此不关心，只是他们确实如此。
  我们的一切心理和情绪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权力结构所影响。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它比实际情况更为强大、持久，就像孩提时代的我们看待强大的父母一样。经济的衰退明确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使我们相信，在过去这样的事情终归会好转，因此它们也必然会再次发生，就好像资本主义并没有处在衰亡的过程之中。
  许多美国人相信这样一个神话，资本主义是业已发明的最好的东西，“尽管它也有瑕疵”，我们的国家是伟大而无私的，只为全人类谋求至善，资本主义与民主相一致。当因不安而恐惧时，人们需要相信有某个人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以是政府、媒体，或者高声宣称谁该对此负责的所谓理论家，只是这种人大都以自己的独立性和“彻底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为傲。关于“大政府”、税收、“自由主义的消费者”（1iberal spendthrifts）的神话是被填鸭式地灌输给人们的，因此人们（而不是公司化的美国）需要对此负责。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认知失调的过程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的社会是良好的，那么它生病一定是这些疾病自身（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异化者”等）造成的。人们在感情上被诸如堕胎、同性恋权利、有关性抑制的道德规范（唯有禁欲，务必禁欲）以及“家庭价值”等所控制。即便福利改革也具有潜意识的性抑制的成分。这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被敬畏上帝以及害怕因异端、不道德和缺乏爱国心而受惩罚所强化。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在他的著作《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1970）——该书写于纳粹德国时期，起因是希特勒对广大平民进行了洗脑——中对以前是如何运用这种心理战术的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赖希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性政治运动的重要成员，他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试图找到一种更接近人的主观体验的方法。
  希特勒深知，政治信仰的潜意识决定因素一般不会对理性论证的影响有所限制，关于这一点，他曾在其著作中公开论及。纳粹党人知道，操控童年的幻想和恐惧，呼唤与家庭、道德、宗教、性和种族纯洁（及其对立面）以及荣誉、责任、爱国主义相关的潜意识感觉，再加上对强大入侵者的认同，这些几乎可以使民众与任何事情都能安然共处。正如在现代美国，家庭被当作偶像崇拜，而过去宗教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持续不断的狂热爱国主义强化了忠于家庭、上帝与国家的必要性。正如赖希所指出的，最终是纳粹的神秘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虽然经济危机与灾难曾一度使其置身险境。纳粹控制了民粹主义的愤怒，正如现代美国所做的，在对资本进行“接穗”招标时假装为平民考虑，为他们提供装满酷爱（Kool-Aid）的茶叶袋。
  我们中那些具有较高政治意识的民众包括了成千上万聪明的、自由的和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读者群体，我认为大部分属于这一范畴。我是《国家》的热心读者，这是一本极好的杂志，但他们通常委婉地拒绝我寄去的稿件，因为他们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衰亡不感兴趣，同样对论及当前危机绝非仅仅是由于右翼的愚蠢和贪婪所造成的暂时性失常、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样的论文嗤之以鼻。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可以管理资本主义并将其变成一种合乎人道的制度，其中工作、住房、教育、甚至继续生存等民主权利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由公司化的美国所规定的。他们依然相信奥巴马能够真诚地制定反对公司化的政策，假如他能够摆脱掉他的所有公司顾问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稀相信某种社会主义会对其有利，但通常只是一种附带社会公益与保险的社会福利国家，而非推翻公司规则的严肃思想。恰恰相反，他们想使公司良性运转。
  此外，还有社会主义者存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危机的性质，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上给予清晰的洞见，因为可以设想，只有我们了解事情确实如何。但我们也会被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所困扰，这阻碍了我们对需要做什么给予明确的看法。我们可以相信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未来，但大多数人认为现实的变化终将到来。当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争论的主要之点在于之前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苏联事件成为其缩影，许多人将其视作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这确实是个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会导致如下结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前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对是否需要废除它的讨论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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