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雕塑家张得蒂的访谈

　初见雕塑家张得蒂，便诧异于她那矍铄的精神和敏捷的行动，令人难以相信她竟然年至耄耋。与张得蒂老师对话下来，更感慨于她在最宝贵的人生阶段所经历的苦难折磨，竟丝毫未磨损正直的品质、奋发的精神，却又多一分风雨历练出来的淡定从容。怀抱着对艺术坚定的单纯的热爱，她雕塑着，雕塑着，雕塑着……
  “没办法，赶上了那个时代！”
  笔者：张老师您好，从您的人生经历中，我觉得您身上有很感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你认为呢？
  张得蒂：我哪有这么好啊，只是没办法，赶上那个时代了。
  我爸爸是20世纪初最早赴美国的留学生之一。可他回国就赶上军阀混战，没有办法实践他自己的理想。他们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别痛苦。我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40多岁）就死了，那时我才11岁。我娘是宋庆龄的学生，也是山东省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我娘觉得妇女就该解放，女子必须要有本事有职业才能救国，才能真正地解放。为了事业，他们要孩子也要得晚，生我的时候我母亲都30多了，我父亲快40了。我母亲认为，既然当母亲就不能再工作了，就当一个好母亲，她就辞去了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的职务。她在山东的时候很受人尊敬。大家都叫她朱老师，好像没有名字也没有辈分。我就生活在这么
  个家中。
  笔者：相信母亲一定对您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您是怎么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呢？
  张得蒂：从我5岁开始，中国先是军阀混战，再是抗日战争，后来又是解放战争，经历的都是不太平的时代。我家住在济南，那时候我家所在的那个院子解放战争时就是枪毙人的地方。战争期间，我和同学、家人颠沛流离，到处逃难。我才十几岁就经历了很多次生死灾难，所以对很多事情也就不怎么害怕了。
  笔者：那么个动乱的时代，确实很无奈。让我好奇的是，您父母都不是从事艺术的，您怎么会走上艺术的道路？
  张得蒂：我爸爸说了，孩子当中一定要有人学矿。我弟弟认为我不适合学数理化，不让我学。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见个人就说我给你画个像。我父亲喜欢画画喜欢书法。他思肺结核在家时就给我一本一本地画小人、画动物，算是对我的美术启蒙。我有一个姨在北京。她建议我考美院，我就去考，没想到就考上了。我的爱人张润垲也参加了考试，还考了第八名。结缘雕塑
  笔者：您怎么会选择雕塑这个专业呢？
  张得蒂：当时各个系老师来到预科班竞选，滑田友和邹佩珠先生来动员大家选雕塑专业，说学雕塑不是为了个人成为艺术家，而是集体来搞纪念碑。我们当时就觉得除了学画画原来还有这么伟大的事业。我的身体好，也不怕吃苦，就报了雕塑系。
  后来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社会上没有要搞雕塑的人也没有人需要雕塑。学校就说，你们留下当研究生吧，让3个年轻的老师带着你们，要是有了任务你们干点活挣点钱，自己奋斗着做一个工作室。就这么着当研究生，正好赶上建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建筑上面的装饰雕塑及里面柱子上的小动物都是我们做的。还有王府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展览馆正门上方的浮雕，也是那时候老师带着做的。我们1955年秋天就毕业了。毕业后把我分去创作辽沈战役纪念碑，还没做完就被打成右派了。
  笔者：我了解到您被下放到北京、河北农村的3处地方，加起来差不多10年。这期间是否有机会从事雕塑创作？
  张得蒂：有，中央美院复制收租院的时候就把我调回来了。我在雕塑系学习时还挺用功的，也算能吃苦。后来，我参与《农奴愤》雕塑创作，1974、75年的时候在西藏。挺感激那个时期我们创作组对我的照顾。他们没有告诉西藏人民我是右派。藏民对我特别好，家长也很愿意让小孩跟我一块玩。有个叫达娃的6岁小孩和我关系很好，一听说我要走了他就亲我的手。后来回北京，我脑子里老想着这个小孩，就做了一尊藏族小孩的塑像《小达娃》。还有参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的创作。建毛主席纪念堂时，全国调来了90多位雕塑家，就我一个人是右派。当时在那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有学生去参观我们做雕塑，就说我，你怎么看起来脸色苍白，要休克了，其实是害怕。这种恐惧也导致我突然进入更年期，当时我才45岁。“真的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了！”
  笔者：做《小达娃》的时候是1978年，这时您已经47岁了。一般对女性而言，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是什么促使您坚持走雕塑创作的道路呢？
  张得蒂：当时很多因文革被平反的人，社会上提出“要把失去的10年时间抢夺回来，被平反的右派们是想把失去的20年时间夺回来。但当年我47岁，还有8年就要退休了，还干不干呢？心里特别矛盾。当时看到一句名言“只要有决心，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张润垲说：“你心里除了雕塑什么都没有，不干你没法活下去。你努力干，我帮助你。”这样他一帮就是30年。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真的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了。
  笔者：那么您是怎么开始“夺”的？
  张得蒂：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不让画，也不让做雕塑，我就想着雕塑，偷着在本上画，有件小孩弹琴的雕塑就是那时候偷着画下来的。我就想头怎么做，手怎么做，一天的劳动就不那么痛苦了。好多作品都是在劳动时想出来的。平反以后，我想我当不了大雕塑家，我就做点作品给孩子们补点人性吧，这样我也没有白活。你们孩子们不知道批判人性论有多可怕。没有家庭，没有友情，没有亲情，没有笑声，什么都没有了，人和人就是阶级关系。当不了大雕塑家，我之前总觉得特别遗憾，到了70多岁以后才想通，一个雕塑家不一定都要做大主题的作品。
  笔者：可以说那段下放劳动的日子，从另一个角度讲可能让您更贴近真实的生活，体验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为您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
  张得蒂：这是一方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情感上的体验，特别朴素、特别真诚的情感。
  笔者：我看到您从1978年开始，除了创作批唯美温情的作品，还做了很多纪念性肖像雕塑。
  张得蒂：一开始做体现人性的作品，我没想到社会这么需要。后来慢慢地，人们的心态开始平复了，我觉得我的历史责任吧，得为我最尊敬的人被迫害的人做一批速写头像，心里有种迫切抢时间的感觉。
那时候电话很少有，我每打听到一个地址，就骑上破自行车，车前面放一大筐泥，后面是脸盆啊石膏啊架子啊，直接就上人家里去做了。我的家人担心这么唐突地过去，人家会不会不高兴。但是他们都特别友好。艾青说，我最不爱给人当模特。我抱着泥就着急了，大声问，那我呢？艾青说，好好，给你当给你当，你说要做几天都行。我的创作速度越来越快，一开始做彦涵、艾青先生的塑像，四五天才能做完，后来有的塑像一天就做完了。我想，把活着人的精神面貌“抢”下来，找到体积感就行了，不要太细致。早上敲门和人商量好了就赶快做，一直做到晚上，我用石膏把它糊上，因为怕碰了就自己拖回来，这么着一整天很快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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