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个欧美发达国家在过去数月一直经受高企通胀的考验，所以外界试图从各个角度分析此轮通胀高涨的缘由，供应短缺、需求爆棚、运力不稳…不一而足。

而现在前英国央行行长、英国经济学泰斗Charles Goodhart指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并且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此轮高通胀可能将持续数十年。

那就是全球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到来。

Goodhart对此认为，由于劳动力短缺以及相伴而生的一系列问题，到2022年底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或将维持在3%-4%左右，而这个数字在疫情之前的十年一直在1.5%的水平。

人口问题一直都是影响国家经济和通胀水平的长期决定力量，在全球人口形势经过数十年的变化之后，人口红利的消退使得低通胀、低利率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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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为高通胀埋下伏笔

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Goodhart分别讲述了在“低通胀”和“高通胀”经济下，人口结构的不同以及带来的影响。

他认为，1990年代以来“低通胀”的出现是由于在全球化经济中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其中在1991年-2018年，新女性员工和大量“婴儿潮”一代共同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超出一倍的劳动力。

而他们在压低工资的同时，还压低了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最终压低的物价，造就了低通胀时代。

然而Goodhart指出，这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如今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出现了自二战以来的首度萎缩，同时人口出生率也开始下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通胀”也就相伴而生了。

首先，因为劳动力紧缺，员工开始提出更高的薪资要求，而当工资增长并不符合劳动生产率或是利润率的增长，被增加出来的工资费用，势必会迫使雇主为转移成本而抬高商品价格，进而推动通胀。

其次，企业会更倾向于进行更多生产和投资，以此弥补劳动力短缺、抑制全球化之下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压力，但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并且提高员工的在薪资上的议价能力，为高通胀埋下伏笔。

Goodhart还将当下的通胀情况和1970年代进行了对比。他对此指出，当时也是因为强大的工会组织推高了员工工资，并造成通胀高企，后来是由于全球化经济产生了激烈的劳动力竞争，通胀水平才得到缓解。

总之，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对经济发展和通胀水平的影响不容小觑，Goodhart认为鉴于当下劳动力的情况，全球各大央行行长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他们很难在保证经济不衰退的情况下还能够控制通胀。

而除了对未来通胀走势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外，Goodhart也阐述了个人关于人口结构对利率的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和摩根大通“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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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不足成高利率拉开序幕

Goodhart认为，在通胀水平进行“低高转换”的同时，全球利率水平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

由于劳动力人口的萎缩不仅体现在出口率下降上，老龄化也是一大特征。而老年人口的普遍特点是，生产能力降低导致收入减少，同时由于医疗等支出增加导致消费增多，这就导致全球私人储蓄水平出现下降，从而推高了实际利率水平。

而对于这个观点，摩根大通在3月2日发布的研报中给出了更详尽的分析。

摩根大通拉长了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周期，分为1960年代-2010年代中期，以及2015年之后。

而在这两个阶段，分别有两种人口结构占据主导因素，并且对实际利率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在1960年代-2010年代中期，“预期寿命增加”占据主导，提高了居民的私人储蓄和投资，其中对私人储蓄影响更为明显，从而致使实际利率水平下降。

在2015年之后，“老龄化”取而代之占领高地，对私人储蓄和投资都有所抑制，其中还是对私人储蓄的影响更加明显，同时生育率的下降也使得居民私人储蓄和投资减少，因此造成实际利率水平上行。

而且人口老龄化还会致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使其出现公共财务情况恶化，从而助推实际利率水平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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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质疑：为什么就不能像日本一样呢？

关于人口结构对通胀水平的影响，外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就指出，日本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通胀水平和实际利率却常年都处于低位。

Goodhart和摩根大通分别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

Goodhart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够维持低通胀，和常年获得低价商品进口有直接关系，人口结构没有在其中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通胀率已经出现上升的迹象。

摩根大通认为，日本的低通胀是由于全球人口预期寿命增加所带来的储蓄过剩引发的，而日本也是全球资本一体化市场的一部分。日本国内也出现相似的情况，增加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个人储蓄，从而压低了利率。